清华核反应实验堆的“200号”精神：正奋斗、正青春

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安全棒驱动机构，由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捐赠。这个部件个头不大，金属构造，是清华大学设备制造厂于1964年4月生产的。它安装在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设的核反应试验堆上，在反应堆事故发生时起到紧急停堆、防止核泄漏的作用。这个小小的部件不仅是1964年9月核反应试验堆成功启动的重要安全保障，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师生“建堆报国、建堆育人”激情岁月的历史见证。

1964年刚建成的屏蔽试验反应堆外景

20世纪50年代，国际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党中央作出战略决策，一定要发展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

然而，当时的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缺钱、缺人、缺技术。苏联专家对技术的援助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自行研制的话，从长久来看，中国依然是原子能事业的“门外汉”，既无法掌握核心技术，也培养不出专业人才。

1955年9月，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到苏联考察，回国后便开始部署成立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并负责核反应堆的相关教研组工作。

经过两年筹备，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师生们决定着手建立我国首座自行研究设计、调试运行的核反应试验堆。

在技术资料和物质条件都极为匮乏的条件下，物理系副主任吕应中挂帅，带领100多位青年成立了清华大学原子反应试验堆与相关实验室的建设团队和研究团队。

因为当时基建项目编号为“200号”，所以“200号”便成为清华大学当年核反应堆基地的代称，也特指清华大学核研院。

“200号”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仅为二十三岁半，包括青年讲师、助教、学生、复转军人、基建和行政人员。

然而，这些年轻人中很多连反应堆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更谈不上搞过什么科学研究工作了。可供参考的资料也仅有一套苏联的规模更小的核反应堆建造草图，还缺少关键部分的计算与工艺说明书。

此时，正值而立之年的吕应中临困授命，带着必胜的信念投入建设工作。为了让大家在基地安心，他选择了离反应堆最近的宿舍居住。

“200号”基地选址在当时的北京市昌平县虎峪村，位于北京远郊的荒原之上，那里几乎没有基础设施。

然而，兴建原子反应堆的工程又相当复杂：涉及十几个专业领域，其中有37项关键技术需要及时突破，还有67种专用仪器设备需要自行研制。同时需要兴建8幢主要建筑物，安装几百台仪器设备、几千套电气与机械部件和20余万米管线。

原子反应堆对工程质量要求甚高。例如，自动控制系统要求在不同室温环境下连续运行几百小时，精确地控制原子核分裂反应，要使每一批新增加的中子数额，与前一批相同，千分之七的误差就可能引发难以挽回的核事故。

在建设初期，科研与基建并重，技术人员、师生和工人一起干活，师生想要进城只能靠每周一次的大卡车。

据当事人回忆说，“大家夜以继日地干，经常晚上一干就到天亮，东方发白，大家就到操场上跑步。从这时就形成了师生共同战斗的战友之情，也形成了核研院难能可贵的传统精神。”

面对一个个建设与技术难题，吕应中在相关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当时，大家有一个战术原则“尖端分解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就是从最简单最低级的办法做起，将复杂的反应堆分解为一般的专业技术问题，利用扎实的专业基础逐一攻克。然后再将这些已经解决的专业技术问题进行整合，从而完成复杂的科学实验工作。

就这样，原子反应堆技术攻坚任务一一落实，极大振奋了人心。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据统计，在建堆过程中，清华大学前后得到了校内外200多个单位的协作和支援。

经过六年不懈奋斗，“200号”人排除万难，边学边干，在实践中成长，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终于在1964年9月建成。9月27日，屏蔽试验反应堆手动启动一次成功，10月1日自动启动又一次成功。

屏蔽试验反应堆在反应堆多用途设计、自动化程度和安全性能方面超过了国外原参考设计的水平。

当年建堆炼就的“知难而进、众志成城”的“200号”精神，构成了清华大学核研院的精神文化基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

对于“200号”人来说，爱国情是炽烈的，更是具体的，那就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人民的事业，敢于做前人未做之事，成就前人未成就之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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